“历史理性自身仿佛也有一个二律背反，即正题：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反题：人的行为是没有自由的（一切现象都属于自然界的必然）。”这一段话出自《“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作者：何兆武，该文出自《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文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第67页）。这句话看起来似乎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真要领悟其内涵，我看还需要对其“核心概念”的透彻厘析，也即必须深入廓清其内含实质。这里边核心概念是：历史理性，自由，必然。按照尼采的说法，历史理性这个概念看来是需要大伤脑筋的加以分析的，因为对于历史的“理性”的确认和证明似乎尚缺乏显而易见的证据和证明。历史学也许是科学（社会科学），但是他更多涉及到价值的理解和渗透，完全的达到“理性”看来是不可能的。正如何先生所言：我们通常所谓的人类历史，并不是指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而是指人类的文明史。……文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的创造。而且，何先生认为这部人类历史不仅仅是受自然律的支配，还要彻头彻尾地受人文动机的影响。这些人文动机包括：“……人类的理想、愿望、热情、思辨、计较、考虑、推理、猜测、创造乃至野心、贪婪、阴谋、诡计，等等。”总之，恰恰是“人类的思想，是为人类所独有而为其他物种所没有的思想——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人类的历史才具有了“人文”特征！有了这些特征，历史的“理性”就完全不可理喻了！也正因如此，即“都是因为人类有了思想活动的缘故，人类才有了文明史。”这部漫长的文明史绝非是“历史理性”的完全目的化的、合理化的“实现”，也即人类理性的目的化实现，相反，这部历史充满了非理性的自由片段。也即，这部历史如尼采所言，如果它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的话，自然史是没有目的的，因此，人类的历史也未必就是有目的的。由于人类的自由，或者说意志的听之任之、自我放任，取向生存的自我保存意志，因此这部历史充满了贪婪、自私、野心等。对于个人来说，历史究竟是进步抑或退步，究竟是堕落抑或升华都无关自我的生存，无关乎自己生存的需要的满足，相对来说这样崇高的事业是不屑于去把握和追求的。如果没有人类理性的自我标高，即自我标定未来发展的目的，或者人类自我的宏观野心和所谓的最高理想，那么，个人根本不可能顾及崇高和伟大信念而舍弃自我的生存于不顾。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从柏拉图开始，尼采就给人类的历史发展给予了无情的诊断：虚无主义！为什么这样？因为柏拉图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超验的，与现实生活没有直接的关联，它是一种更高的“悬念式”理想境界，到了康德，那个绝对的“真实的世界”还在蛊惑人心，鼓吹人类更“和平的世界”，人类凭借“理性”可以达到一个至高的自由王国！然而，我们要看到，无论人如何来界定自我创造的世界，人类还是更多地受到“自然律”的压迫。而且人的非理性，也即自由的意志总要满足他的一切欲求，从来不可能停下脚步。历史的发展的事实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人类的自由的结果，相互竞争、残害、自私、阴谋等等。虽然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看待人类历史的进程是“进步的”，但依然无法阻止我们去回忆起历史的千疮百孔！由此，我们便想到了自由的两个内涵（伯林划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种内涵决定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的发展模式和路向，也无形中似乎规定了“历史理性”的面貌。积极自由总是把“善”理解为人性的伟大和尊崇，这个概念内在的认为人的“向善性”，也即内心有一种利他的倾向和修养自身以达某种境界的本意，这构成了某种东方的话语方式，“仁”的思想。同样的，消极自由却因为无法忽视现实的人性的自为勾当和险恶嘴脸，一直认为人性的本“恶”。到了理性的社会，人类就要限止人的“恶”并主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维护自我权利，于是消极自由更多地为西方人所追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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