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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而智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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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重读《论自由》  

2011-08-14 10:36:17|  分类: 对话与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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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论自由》 - 劲牛 - 勇敢而智慧的心

       一本书的魅力如果说是因为它告诫我们的和明示我们的东西能够穿越时空而能起到更为强劲的推动力,这是当然不错的。当然,如果用学术的眼光来看它时,它可能会在“理论探究”的体系和视野内显得“过时和陈旧”,但是作为对于智慧的追求的人类来说,人文学的一切创造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工作和劳动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幸福”的追求来说,它的效能是不可能过时的,它积极地在我们的理智和理性的认识下绽放着最耀眼的光彩!一切知识和智慧在告白于世的那一天,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迅速被世人所明知,就决定了它的存在可能要受到诸多的批判和反驳,就决定了它的存在被冠于“不完美”“不圆满”的解释,就决定了它要受到时代的严酷考验。如果它能够坚持到最后,那么显然它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品读的。重读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论自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全新的感悟和理解。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历来缺乏对“自由”这一概念的精研,因此,对于自由,我们更需重视并有一种重撞心扉的沉重感和新鲜感。自由在生活中的贯彻和思讨,自来都是个大大的未知数和悬搁的问题。自由意味着什么?现代的中国人人人都可以贸然地给予回答。但是,他们知晓的自由却是在一个“大未知之幕”中的茫然作答。这个“未知之幕”我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情结”和传统文化结构。这种文化背景直接决定了我们对“自由”不可能如西方人那么精致、概括和完善。

      关于自由的理论,我们在教育方面是严重缺失的。政治意识形态长期左右着人们的心灵,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的庸俗和反动理论,自然不可能深入人心了。然而,细细品味一下,无论是“资”还是“社”,其追循的东西,无非都是为了缔造一个公正、正义、自由、幸福和健康的社会。他们在取向求索这样一个“美好”“大同”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已,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们用一种都有些偏颇的方式来构造一个相同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任何人,包括那些已经脱离了“蒙昧时代”(比如公认的被西方评作为落后发展的中国人、印度人,等等,即一切发展中国家的人)的人,他们尚且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制度的某些要点,而自觉地感知到某些“向上”和“前进”的动力和意愿。对于这些人来说,自由,这个严肃而显要的概念,它对于这些从“落后”状态中脱身出来的人,显然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了解和追索的。这是一个依然未过时的大问题!应该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每个人的思索。对于脱胎于“封建专权制”的中国人,这样的撞击和自动寻求又是何其重要啊!重读《论自由》 - 劲牛 - 勇敢而智慧的心

        然而,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个感受、体悟和践行的过程是何其艰难和挫折。它使我们付出了几百年的沉痛代价。而且这个代价依然在持续地偿付着。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目前来说,我们欣然接受着西方的一切文化,然而我们正痛苦地遭受分离、分裂、分解的事实的来临,或者如“碎片化”道德来临的事实(齐格蒙.鲍曼,他在《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中这样说:“随着上帝掌管的世界和另一个由理性管理的世界而来的是陷入自身机智和狡诈的人类苏。男人和女人都被放纵……放纵的男人,放纵的女人。生命,重新变得痛苦、野蛮和短暂。该书Page 33”)我们正在为此付出着辛勤汗水、无情煎熬和揪肠纠结,在日渐明朗的接近“幸福生活”的日子里,我看到了更多的“迷茫”“无助”和“颓废”。强大的物质带来了极度奢靡的改变,但无法填满我们内心的伤痛。

       研究晚清变法思想的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在他的《晚清变法思想论丛》以及张灏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等待著作中,我们都不难看出这种自由的上下苦苦求索是何其困顿和艰辛!汪氏认为:晚清有三大运动,即自强运动、变法运动与革命运动。这些运动的直接原因导源于思想的强烈困惑和激烈碰撞,而其前提则是为了自强的中国和富强的中国。在强大的西方压力催逼下,中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是用肉体、鲜血支付的。在这个思想极其贫乏,而又相当饥渴的时代,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如严复(翻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等)、康有为、梁其超、王韬、郑观应、张之洞等人。他们在思想上的纠结我相信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为严重和无法形容的。而这纷扰、矛盾和纠缠不休的思想困扰、迷惘和焦虑都来自于“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之争。这些人在变法的态度上表现出相当的差异。如张之洞为变法人士中最惧激进者,其《劝学篇》,有意诫康党毋操之过急;然其著作之意,非尽如此,《劝学篇》亦可视作缓进之变法纲领。(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 P 21  新星出版社)而严复其受西学甚深,然其缓进思想也较为突出。严氏既受英国政治思想之浸润,对议会政治自然向往,只是盱衡当时中国局势,民智未开,实不足以应付近代之政治组织,故其建议暂行俄式之开明专制,因中、俄当时之情况较为相似。(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 P22)就是这些人中的多数,既然已经意识到变法的重要性,但几无人走向“激进”的道路。除了康有为之外(比如梁濑溟认为康后期较为激进,持革命主张)。然而,细细品味这些人的想法,多数均依然抱持中国文化的“优越”感。在思想渊源上,变法者皆承儒教之熏陶受大一统思想之影响。(汪荣祖 P40页)因此,“受之深,则反之弱”。因为他们均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切影响,不可能马上就会抛弃传统文化而改弦更张另一种。这不符合人的心理变化规律。王韬作为有识见者,他去过大英帝国,自然在思想上受冲击更甚。他所见之英国,物质繁华、道德昌明、文明之高自然不必说,眼见为实嘛!可是,他在牛津大学讲演时,依然在“畅论孔子与基督相通之理”(王韬:《漫游随录》,P 543),可见变法者在感情上均依赖于当时的正统思想,即儒教文化。然而,即使是认识到非改革不可,非嬗变不可,可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终结的,它是通向未来的一个更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多数变法者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的时候,也依然是怀抱人类“大同”之理想,也即超越性的世界价值目标。这一点相信连西方思想者都有所不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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